当任峥嵘从老家泰州来投奔我时，我已经是一个白痴了。每天靠闹钟起床，在车间的流水线上淌着口水思考早饭吃什么，午饭吃什么，晚饭吃什么。厂里的集体生活让我像一只蚂蚁一样安然地跟着前面的脚步走着，放弃了思考，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废物。
 
下午4点半下班后我要去嘉兴汽车客运中心接他，打完卡，我回到了宿舍，我脱掉了蓝色的厂服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选择了绿色的T恤，黑色的长裤，思考让我痛苦。
 
我坐在去汽车客运中心的公交上犯困，我无精打采地看着前面位子上的姑娘在和他的一位朋友微信聊天，好像是在讨论晚上吃什么的话题，我被这种莫明地期待感所感染，对夜晚，对明天充满了希望。在她下车后，我的视线一直停留在一个皮肤白皙的姑娘的耳朵上，姑娘长得清秀，但吸引我的是她耳朵上的一个突出的肉疙瘩。在那位姑娘也下车后，我便处于毫无意义的放空中。
 
我在嘉兴客运中心接到了任峥嵘，他戴着一顶鸭舌帽，拎着大包小包，已经毕业了呀。我们本来打算坐公交的，毕竟漂泊就得有漂泊的模样，可是很不幸，我来的那班车已经是末班车了。我们在公交站台上喧了一阵，大体上是谈论大学生毕业这件事，如同一场末日狂欢。大学毕业前我哭了，但我知道并不是如我矫情所言的舍不得谁谁谁，离不开哪里哪里，而是另外一种情绪，无法名状，我也无法揣度任峥嵘对于毕业的情绪，虽然我们都是傻逼，但也各有不同。
 
任峥嵘提出来打滴滴，我讨厌打滴滴，特别是跟司机描述我身处的地点时，我会不可遏制地烦躁，我他妈怎么知道这里是哪里，地球是一个球，所以我在世界中心？所以打滴滴的任务就交给了任峥嵘，他摆弄着自己的iPhone6，我不知道他换手机了，我的兜里塞的是刚买来的iPhone6s，这让我感到羞愧。在用华为的时候我对用iPhone的人有一种朋克式的优越感，即为我不知道朋克是什么，但我知道这很酷。我失去作为一个学长对学弟说教的资本，我本来可以告诉他，文艺的人都不用iPhone，真正的艺术家都不用手机。这说明我和任峥嵘都在积极向生活靠拢，这绝逼是好事。
 
任峥嵘叫到了车，并准确地地描述了我们的地点，这也让我感到羞愧。但随即任峥嵘的手机没电了，没电的手机就和没进工厂之前的我一样是个废物。任峥嵘还没有完全走进生活，完全走进生活的人会和我一样时刻关注手机的电量。
 
我们还是坐上了打上的滴滴快车，这当然得益于任峥嵘报准确了我们所在的位置。司机是个中年大叔，开始自来熟地跟我们攀谈起来，老子最讨厌无用之口舌，不想说话时会用嗯啊来对付，幸好还有任峥嵘嘛。司机大叔告诉我们他儿子开路虎去上大学。开路虎去上大学，应该已经能熟练地约炮了吧，我上大学时还会为自慰而感到羞愧呢。我上大学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记得上大学时我问一个浙江老乡要不要一起坐火车回去，他告诉我他坐飞机回去的，当时气氛有点尴尬，我也没坐过飞机呢。who care？
 
我们在离我厂不远的万达广场下了车，吃了一顿麻辣香锅，任峥嵘说这香锅真他妈难吃，我也附和着，其实我觉得还行，但考虑到自己是个连工厂食堂的饭菜都觉得好吃的人，也就基本失去了对食物好恶的评价资格了。
 
喂饱了自远方来的任峥嵘，我们又打了辆滴滴回我厂宿舍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个废物，这次由我来打滴滴快车。
 
回到我厂里的宿舍，这四叠半的宿舍终结了我内心的漂泊，让我感到满足。我给任峥嵘铺好床铺，那之后的几个日夜我们都没有深入的谈话，毕竟我们都是成熟的社会人了。
 
我白天在厂里上班，我喜欢上班，上班治好了我的失语症。而任峥嵘除了在智联上投了几个简历外，其余时间都在玩手机游戏，看电视剧，要么睡觉，无声地表达着对于生活的抗争，如同一个斗士。